正确评估和应对亚太地区形势转变
首先，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关系不断缓和。尽管安全问题没有消失，但它已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议题。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该地区许多国家开始增加国防开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常规军备竞赛，未来甚至可能蔓延到战略武器领域。诞生于冷战时期但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的旧安全架构被重新激活，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联盟，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美日印澳三边机制。安全问题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变得日益突出。
第二，发展经济和促进区域合作曾经是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主题。大多数国家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与此同时，各国都致力于减少经济和贸易壁垒，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亚太区域已经建立了一些区域合作机制，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美国最近计划提出所谓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各国正在被分成不同的集团。近年来，对亚太经济合作影响最大的是经济与科技的“脱钩”，这是美国极力推动的，而不是重新挂钩，亚太地区在经济领域趋于分裂。
第三，冷战结束后，大国合作应对亚太地区及以外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现在，大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在加大，合作的空间在缩小，合作的动力在下降。朝核、东南亚、南亚、中亚等热点问题将继续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总之，亚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形势、大国关系都在发生负面变化，乌克兰危机可能成为这一趋势的又一催化剂，加速回到30年前的状态。所以，展望未来，我们需要降低期望值。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促进协调与合作；另一方面，要注重风险防范，加强危机管控。因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各国应保持从领导人到工作层面的对话渠道畅通，通过官方渠道释放或获得明确的政策信号。过去几年，一些国家为战略调整进行国内动员，并为此对其他国家进行无端的诽谤攻击，夸大分歧和争端，故意向媒体泄露信息。这种做法只能增加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恶感，这是不健康的，也不利于任何国家。国与国之间有分歧和争端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渠道进行沟通。
其次，各国应该在“威慑”和“保证”信号之间寻求平衡。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国家的政策宣言都需要面对非常复杂的受众，包括国内、盟国、伙伴国和潜在对手。如何平衡“威慑”和“保证”的信号，考验着各国的外交技巧。如果处理不当，向一方提供的“安抚”和“保证”的信号，就可能被解读为对另一方的蓄意“威胁”或“威慑”，从而使有关各方陷入安全困境，进入负面循环。
第三，各国应致力于加强政治敏感领域的合作。国家间合作、竞争、对抗的领域类似于红绿灯，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领域是政治敏感的“红灯”区。在目前的条件下，各国很难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这是最好的政策
第四，各国有必要保持“1.5轨道”和“第二轨道”对话。如果官方对话的条件不成熟，各方可以通过这些非官方对话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通过对话阐明立场，增信释疑，为官方接触创造条件。今后，在新冠肺炎疫情好转后，各国应鼓励更多的面对面交流；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视频会议也有助于增进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