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都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人质综合症”、“斯德哥尔摩效应”等。这意味着受到恐吓和迫害的人对恐吓者和迫害者有信任、服从、依赖甚至同情和怜悯的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恐吓者和迫害者是强势的一方，而被恐吓者和被迫害者是弱势的一方，后者把前者视为强者或领导者，而前者是后者作为主导者。
去年11月28日，有7起案件的“杀人魔女”老容止落网。从那时起，老容止的案子就备受关注。今年12月21日，老容止案开庭审理。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人用“斯德哥尔摩效应”为自己辩护。虽然她没有明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但她在庭审中说，她之所以成为惯犯，是因为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胁迫。方子颖威胁她的名誉，她的生命和她的家人，迫使她做非法的事情，用她作为诱饵，引诱男人作为人质抢劫和勒索金钱，然后杀死他们。从1996年到1999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人以勒索钱财为目的，共同杀害了7人。而且法子英对他毫无怜悯之心，强迫他去夜店坐在舞台上，导致她多次流产，有时在流产当天强行占有她。她说的话挺可恨，说了傅颖打官司，觉得警察把人打死了，她还挺开心。
老话里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她被胁迫，法子英相当恶毒，没有人性。那段时间，她不得不服从法子英去做违法的事情。
劳志的表现是否属于与法子英共同犯罪过程中的“斯德哥尔摩效应”，虽然不会成为案件判决的关键因素，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判决结果。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斯德哥尔摩效应”不会作为一个不正常人的症状来影响成人案件的判决，而是作为案件判决的参考。
按照老XX的说法，她肯定是被迫服从方子颖的，但判决关乎证据，她不会只接受片面之词。但是她在法庭上说的时候，需要拿出证据证明是否是她说的。如果她是为了自我保护而故意这么说的，原则上，她也需要证据来证明不是她说的。
“斯德哥尔摩效应”这个名字源于1973年8月23日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失败后，歹徒挟持银行四名员工作为人质与警方对峙。在长达五天十个小时的对峙中，在歹徒的强力压迫下，四名员工竟然站在了歹徒一边，甚至有一名女员工在正式受审时与歹徒订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据此认为，当人受到压迫时，会产生屈从甚至认同压迫者的情绪和心理。斯蒂尔莫尔效应就是描述这种心理的。这种因恐惧而产生的奇怪的奴隶般的心理能让人质爱上罪犯，这很奇怪吗？
人性很复杂。本质上是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然后才关注如何过好生活，也就是安全、名誉、生活质量、自我价值的需要。因此，在受到欺凌和迫害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生存、自我保护和保护家人朋友，往往会屈从于被胁迫者的意志，从而为被胁迫者服务，有时还会逐渐把被胁迫者的意志当成自己的意志。那么老XX是这样的吗？
从有关老XX的新闻报道和她的表现来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她是被胁迫的。和法子英在一起的时候，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完全有自我判断和行动的能力。在与法子英的七次作案过程中，她被分开过好几次，独自去过很多城市，但都是自动在约定地点与法子英见面。在这段时间里，她可以彻底摆脱法子英，或者报警。即使她不想被抓，也可以匿名举报，从而帮助警方抓到法子英，让其不再危害世人。
如果她说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她有太多的机会让法子英打官司。比如她出去坐在台上，甚至两个人都劫持人质，一个人去拿钱，她都可以报警，要求警察逮捕法子英。但她没有那样做。在一起的两年里，很明显法子英没有限制她。
动的自由，也没有强迫和恐吓她的证据，而她作为一个成年人，也完全有着理性判断和行动的能力，因此她以“斯德哥尔摩效应”为借口也是说不通的。法子英于1999年7月28日在作案后的负隅顽抗中被捕，于同年的12月份被枪决，劳XX事先逃脱，之后亡命天涯混迹社会20年，直到去年底落网。在这期间她肯定想过很多如果被抓捕后如何为自己开脱罪名的方法，作为一名中专毕业可以在小学任教的语文老师，她也完全有自学法律的能力和可能，但也不排除之后有人指点她保命的方法，因此她才会那样说为自己开脱。
“斯德哥尔摩效应”通常最容易在未成年人中产生，因为未成年人一般还不具有正确的识别、判断和执行能力，善恶分辨能力和法律意识还都不强，从小养成的对大人的依赖能力使其更容易对强者形成依赖，因此比较难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和行动，但是劳XX的表现显然不太符合这一效应的特征。
